雜樹生花

【作家的書房】

雜樹生花

羅文華

1965年生于天津。1987年畢業(yè)于北京大學(xué)中文系文學(xué)專業(yè)?，F(xiàn)為《天津日報》文藝副刊主編、高級記者，南開大學(xué)、天津師范大學(xué)兼職教授，天津市李叔同——弘一大師研究會副會長，天津市魯藜研究會副會長，天津市世界語協(xié)會名譽(yù)會長，天津市社科聯(lián)委員，天津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，國家藝術(shù)基金評論員。2010年被評為“天津市十大藏書家”，2014年被評為首屆全國“書香之家”。出版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、文藝評論、文物收藏研究、天津歷史文化研究專著、譯著三十多種。

■ 羅文華

我一向喜歡“雜樹生花”這個成語。

但“雜樹生花”，是本應(yīng)寫做“雜花生樹”的。它描寫的是江南的春景：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。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?！闭Z出《與陳伯之書》，南朝丘遲寫的，千古傳誦。至于在什么時代、由什么人、依據(jù)什么理由，把“雜花生樹”改成了“雜樹生花”，我覺得其實那并不重要。“雜樹生花”，很多人都習(xí)慣于這樣用，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理解的——各種各樣的灌木中夾雜生長著各種各樣的花，挺通，挺好。

我喜歡“雜樹生花”這個成語，因為我總是借用這個美麗的景語來掩飾書房的凌亂。

當(dāng)年我蝸居斗室的時候，不要說沒有一間自己的書房，屋里就連一張專用的書桌都擺不下。那時高為、劉運(yùn)峰、倪斯霆諸兄是寒齋的?？?，大家一邊圍坐桌邊品茗賞書，一邊嘆息于文人讀書藏書空間之局促逼仄，盼望著我未來能有一個寬敞的書房，至少能把所有的藏書打開，以方便取閱。十幾年前我買了現(xiàn)在住的房子，比原來的斗室大了四五倍，專門設(shè)置了三間書房，占了整整一層樓；書柜打了十幾個，每個柜子里面分七格，每格放兩排書。本以為眾書能夠各歸其位，大功告成，從此可以輕松地坐擁書城了，但時過不久，太太便連呼上當(dāng)，說房子還是買小了——原來存的書尚未安排妥帖，新書又以每年上千冊的速度涌入，書柜超飽和，柜頂和地板上堆滿了“無家可歸”的書，屋里成了書庫，滿坑滿谷，自然顯得狹小而凌亂。我最對不起的就是高為、劉運(yùn)峰、倪斯霆諸兄，十多年來我沒有請他們中的任何一位來家里坐坐，只因我覺得我的書房實在凌亂得難入他們的法眼。有時回憶起來，往昔大家圍坐桌邊品茗賞書的情景，恍如流年夢影。不光是他們，十多年來我從未主動邀請任何一位朋友光臨寒舍。2005年春夏之交，蘇州王稼句，南京薛冰、徐雁、董寧文，北京止庵等著名藏書家來津參觀全國書市，同時也想看看我的藏書。作為地主，我陪這些難得一聚的好友走走逛逛，也理應(yīng)邀請他們到家里喝茶觀書，但考慮到書房一時難以整理好，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待客反而顯得不禮貌，便以孩子中考在家復(fù)習(xí)為名，與他們在茶樓、飯館里大侃一通，就蒙混過去了。這樣的行為，如果須找理論依據(jù)，有梁實秋在《雅舍小品》里說過的話：“書房的用途是庋藏圖書并可讀書寫作于其間，不是用以公開展覽藉以驕人的?！?/p>

除了怕家里來人，還怕別人讓我找書。依我所見，畫家的畫室大多凌亂，而文人的書房則大多整潔。我曾經(jīng)參觀過蘇州王稼句先生和天津章用秀先生的書房，其硬件與我差不多，也是三四間書房、幾萬冊書，可是他們的書房就非常整齊規(guī)范，找書極為便捷。不像我家，一套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，竟“分居”在好幾個書柜里。尤其是近幾年，太太不忍看那些“無家可歸”的書長期堆在地上蒙塵，就尋來幾十個紙箱，硬給它們“安家落戶”。這樣一來，等于給它們判了“無期徒刑”，找起來就更麻煩了。有時為找一本書，輕則夜以繼日翻箱倒柜，重則夫妻反目大吵一場。此外，由于書房缺乏管理，既不梳整，又無書賬，心里沒數(shù)，重復(fù)買書現(xiàn)象時有發(fā)生。太太曾多次捉出兩本一模一樣的書，就像福爾摩斯偵破了疑難命案一般得意，高門大嗓通報全家，然后將這兩本書在書房最顯眼的地方擺上十天半月，以此公示我的糊涂與健忘。有的朋友懶得去圖書館，動輒讓我查書，隨口找我借書，實是不知我之苦衷。

2010年，我被評為“天津市十大藏書家”。評委會主任羅澍偉先生對我的評語是：“十大藏書家當(dāng)中，你的藏書量是最大的，但就是書放得有點兒亂?！?/p>

書房的凌亂，固然由于書多，但似乎也可歸咎于書雜。與其說是凌亂，倒不如說是雜亂。雜亂之“雜”，實與我的經(jīng)歷和愛好有關(guān)。

我幼年好學(xué)，但適逢動亂歲月，斯文掃地，教育低迷，只好抓到什么書就看什么書，鄰居、親戚、朋友中誰有學(xué)問就跟誰學(xué)，在讀書學(xué)習(xí)上吃的是“雜糧”和“百家飯”?！拔母铩焙笃?，1972年《地理知識》《文物》雜志復(fù)刊，1973年《化石》雜志創(chuàng)刊，當(dāng)時我只有七八歲，就成為它們的第一批讀者。童年閑覽之雜，由此可見一斑。從小學(xué)到大學(xué)，有幸屢遇名師，皆為淵博之士，所學(xué)課外知識遠(yuǎn)遠(yuǎn)多于課內(nèi)。北大之“大”，可作“博雜”解，上世紀(jì)八十年代中期我負(fù)笈未名湖畔、博雅塔下，自是如魚得水，如鳥投林。對王力、朱光潛、馮友蘭、季羨林等先生，我或聆聽講座，或課余討教，久而久之，便深切體會到：大師之“大”，依然重在“博雜”二字。他們“博雜”的一面，對我影響最大。

在報社工作了快三十年，干的其實也是“雜活兒”。這近三十年中，我當(dāng)過記者、夜班新聞版編輯、副刊編輯，都是既編又寫，連踢帶打，真是京評梆越昆，生旦凈末丑，唱念做打舞，手眼身法步，樣樣都要會兩手，想不雜也不行。茅盾和秦牧好像都說過，寫文章要“多幾副筆墨”。這“多幾副筆墨”用在辦報上，同樣是大有好處的。

經(jīng)歷如此，愛好也如此。我不僅喜歡收存各種版本的書籍，而且喜歡搜集一些實物，像各種釉彩的陶瓷，各種木質(zhì)的家具，各種材料的玉石，等等。這些東西不一定都有多么高的經(jīng)濟(jì)價值，但我能夠通過它們體會歷史的源遠(yuǎn)流長、文化的豐富多彩，并在對它們的欣賞和把玩中得到愉悅和休憩。這些書本以外的瓶瓶罐罐、盆盆碗碗，分布在書柜的里里外外，書房之亂就是名副其實的“雜亂”了。

有不少朋友問我：你這個年紀(jì)，怎么就出了這么多書？今后你還能寫些什么？倘若他們看了我的書房，自能找到答案。我總覺得，書生不是商販，不能現(xiàn)躉現(xiàn)賣、捉襟見肘。要寫，必須先讀；但讀了，未必就寫。例如中醫(yī)藥書和佛教書我各存有上千冊，但我至今幾乎還沒發(fā)表過一篇關(guān)于中醫(yī)藥或佛教的文章。我在不斷地發(fā)表、出版，同時我還在不斷地積累、充實，今后寫作的題材會是無窮無盡的。

“雜樹生花”的書房，雖然雜亂，但它能促使我們在讀書、寫作的時候，增加一些逆向思維、多向思維、邊緣思維和立體思維；對人、對事、對別人的作品，多一些寬容和體諒。唯有這樣的書房，才能成為如上海藏書家陳子善先生所說的“獨(dú)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”“自由精神得以休息的理想場所”。

寫至此，又想起丘遲《與陳伯之書》中的那句景語。我在書房外的露臺上栽植了很多花木，榕樹盆景、茉莉、仙人掌、牽?；?、葫蘆、絲瓜、豆角，一片亂綠。清晨，喜鵲、麻雀、蝴蝶和蜻蜓們，上下其間，歡叫飛舞。這不正是“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”嗎？

我就在這雜亂的書房里，感受著繽紛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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